差傳同路人

🌏烏克蘭難民支援行動

同工Ivan已於波蘭服侍近2個月,旅程依然充滿恩典與深刻體會。一起看看他的分享︰

八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我在一個波蘭近烏克蘭邊境的城市海烏姆(Chełm)參與了OM在當地服侍難民的事工。在那裏,大部分都是婦女和兒童,與很多逃離烏克蘭的家庭一樣,大部分成年男人都需留在烏克蘭協助參與戰爭。我們每天到附近一個度假村服侍幾十個被安置在那裏的烏克蘭家庭,教授小孩子英語、一起畫畫、舉辦電影晚會、在沙灘嬉戲、踢足球…

小孩子的笑容固然使人窩心,然而最讓我感到深刻的,是每天當義工團隊來到度假村時,小孩子興奮、雀躍地等待我們的眼神;以及每天我們離開時,他們臉上極不情願的離愁別緒。他們如此不捨,除了是出於小孩子對哥哥姐姐們的天然依賴,也是因為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實在是百無聊賴。我們一起所做的事,其實都只是很普通、很多在和平國家正常生活的小孩子每天都會做的。只是,在這裏,他們的日常因為戰爭需要突然停止,成長自然亦受到很大影響。

在Chełm一同服侍的OM義工團隊

在度假村中與烏克蘭小孩一起畫畫

另一邊廂,在九月上旬,我有幸住進了在庫特娜(Kutno)、由當地教會管理、並有本港OM宣教士參與服侍的一所烏克蘭難民安全屋,與幾個難民家庭在同一屋簷下生活了幾天,這裏同樣都是婦女和兒童為主。

對於一個生性慢熱的香港人來說,要突然住進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屋裏,是十分大的挑戰。然而,當我踏進了房子不到半天,我的腼腆和拘謹卻很快已被他們的熱情與真摯款待所消除。面對我這個陌生人,雖然我們語言不通,他們卻無懼繁瑣積極地以Google Translate與我溝通,又為我預備每天三餐,經常噓寒問暖…說真的,我的感覺好像突然多了很多「媽媽」和「弟妹」。

安全屋的婦女每天為我預備三餐

這所香港信徒有份資助購買的安全屋環境相當不錯

這種「幸福感」卻也讓我赫然回想那些沒有那麼幸運、正身處較惡劣環境的難民。記得一次探訪一位獨自來到波蘭的難民時,她因為過度悲傷,以致陷入了酗酒的問題。又記得早前在華沙PTAK EXPO難民營數千位烏克蘭人要共同在幾個大禮堂中睡在簡陋的床鋪上,難民只能靠着最基本的物資援助苟且度日,那裏在社群和心靈的支援上嚴重不足,當時我們只是隨意在外面走動,有一位年若中年、容貌滄桑的男士走過來慨嘆了一句「我在烏克蘭的房子已經被炸毀了,可以怎樣?」

當災難發生後時間越長,人道援助亦漸漸由初時的基本物資轉向較長遠的社群和心靈支援。人道救援工作不單旨在讓人得以生存,也為了幫助人在危難中維持生命尊嚴。教會群體既是創造生命的主所設立的見證群體,更不應只滿足於拯救人的身體,也要以拯救人的靈魂為目標。

在這個「災難中後期」中,教會群體可以如何展現基督的愛,為在水深火熱中的難民盡力提供社群與心靈支援?

區區咫尺在英國

近十年,歐洲的流散人口使其成為一個充滿宣教契機的地方。過去兩年,數以萬計的香港人移居英國,若當中的基督徒帶著宣教意識與視野前往當地,這形同將一個一個香港基督教家庭差遣到當地成為宣教士。

在英國6700多萬的人口中,有約13%是非白人族群,這些少數族裔主要來自亞洲和非洲,而亞非兩洲正正是擁有最多未得之民(unengaged an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的洲份。他們分佈整個英國各處,而又主要集中在南部一帶的城市(Figure 1)。

Figure 1: Map showing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ho are not white according to the 2011 census

另一方面,英國亦是一個擁有多元宗教色彩的國家,當中除了有約60%廣義基督徒,其他的主要宗教還有伊斯蘭教、印度教、無神論或無宗教信仰等,另外還有少量錫克教徒、猶太教徒和佛教徒等分散各地。當中,穆斯林群體的增長尤其迅速,由2011年全國252萬的人數增至2018年的337 萬。

Figure 2: Islam in England by district, data from the 2011 census

或許,近年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因時勢而被逼遷」的成份,對於某些基督徒而言,更可能需要面對呼召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所產生的信心掙扎。然而,上帝的時間表中並沒有意外,或許,今天這些自覺「在計劃以外被逼遷徙」的信徒,亦可仿效當初門徒在司提反殉道後被逼流散逃亡之後「往各地去傳福音的道」(徒八4),從此被神引領至打開那從未想像過的宣教契機。

 

世紀疫症下的宣教足跡

過去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醫療系統受到重大挑戰。尤其在疫情初期,疫苗尚未出現,當時仍未變種的病毒死亡率亦較高,加上各國醫療專家對這種新型病毒認識不深,以致政府及群眾都產生極大恐慌,大規模的封城封市瞬間席捲全球。大量只是病徵輕微、或稍為懷疑自己確診卻毫無病徵的群眾湧進醫院和診所。這種情況即使發生在發達國家,也足以使醫療系統癱瘓;而在第三世界國家,由於人們普遍缺乏防疫意識,加上衛生惡劣,疫情更可能造成人道災難。

然而,在這令世人驚惶失措的時期,不少身處窮鄉僻壤的宣教士卻甘願放棄歸國避疫的機會,與當地人共度時艱,並參與救援工作。他們冒險在各家各戶間運送物資,將食物帶進疫情最嚴重的村落,又堅持在信徒最恐慌和憂慮之時,留守在教會中安慰受驚的心靈。

這個情況,讓很多人不禁回想歷史中另一場世紀疫症——黑死病。黑死病在14世紀侵襲歐洲,造成超過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死亡,甚至改變了整個歐洲社會的制度結構。由於政府及醫生等人民一直仰以為賴的權力或知識階層,都未能給予人民出路或盼望,很多人從此對傳統社會權威失去信任。另外,大眾對生命的不確定性,亦使很多人轉向「活在當下」的消極生存模式。在宗教方面,羅馬教廷對疫情的束手無策,亦使他們的權威大大受損,很多人寧願投向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等信仰,也不再向教會求助。

然而,在這充滿絕望的氛圍下,仍有一些基督徒甘願帶着上帝愛與犧牲的使命,不顧安危地照顧這些患病的肢體,這亦使當時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成為疫情期間死亡率額外高企的群體。據史學家加斯奎特(Francis Aidan Gasquet)估計,單單在英國,當時就有估計大約25,000名神職人員死於疫症。[1] 另外,大約兩年前,考古學家在英國的一所中世紀修道院遺蹟「桑頓修道院」中,挖掘出48具遺骸,其中16具遺體中驗出黑死病的病原體「鼠疫桿菌」的DNA,推測這些人正是14世紀被修士收留並照顧的病人、以及因而受感染而死的修士。[2] 這所修道院位處郊區,離擁擠的城市11英里之遠,本來大可以獨善其身,修士們卻很可能不忍將前來求助的病人拒諸門外,決意冒險將他們迎入府中,以致在照顧他們的過程中受感染而死。

其實,每逢世界遇到天災,本着基督的愛積極參與救援的基督徒群體,往往都是首當其衝、身受其害的一群;而本已甘願捨棄安逸進入宣教前線的宣教士更是「高危一族」。今後,每當我們在新聞上得悉某地遇到天災,除了為着受難者祈禱,也讓我們花多一點時間為當地參與救援的宣教士及其他主內肢體禱告守望。

[1] Francis Aidan Gasquet, ‘Chapter X: 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MORTALITY,’ The Great Pestilence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 & CO., Limited, 1893.
[2] 甘仲豪:「黑死病14世紀橫掃歐洲-英修道院挖出48名成人孩童遺骸」(CTWANT,2020-02-19,下載自https://www.ctwant.com/article/37619)

末後進度時間表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私下進前來問他:「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你來臨和世代的終結有甚麼預兆呢?」耶穌回答他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太24:3,4,14)

當世界陷入罪惡、混亂,很多人活在死亡和恐懼的邊緣時,往往就是挑戰人質疑自己信仰的時候,而且不單止異教徒,也包括基督徒。歷世歷代很多在患難中的基督徒,都曾經困惑過為何耶穌會遲遲沒有再臨。他們或許會問:「為何神會容許這些災難越來越嚴重,卻仍然沉默、缺席、遲遲不來結束這一切呢?」

當門徒向耶穌詢問關於基督再臨和末世的問題時,耶穌給了他們一個重要的線索,就是從福音遍傳的進度來量度末世的時間。耶穌並非刻意拖延拯救我們的日子,只是,相對在此刻就即時結束這世代,祂更渴望在祂回來之時,各國各族有盡可能最多的人已經悔改得救。因為祂知道,當祂回來之時,審判也會隨之而來,那時尚未悔改的人便要直接面對上帝公義的審判。上帝並非想縱容地上罪惡權勢的擴張,只是,相對以懲罰回應,祂更渴望罪人因著祂的愛與犧牲而被挽回,因為基督道成肉身,本來就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可2:17)

 

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他要來臨的應許在哪裏呢?…」…主沒有遲延他的應許,就如有人以為他是遲延,其實他是寬容你們,不願一人沉淪,而是人人都來悔改。(彼後3:4,9)

上帝臨在的應許是遲延了嗎?不是的,祂比我們任何人更渴望早點回來結束這罪惡滿盈的世代,祂可能是隨時準備好要快點回來。只是,祂更關心的是地上現在到底有多少人仍未認識祂,祂很可能每天都逼切期待著祂的門徒盡快向未聞福音者傳講福音、領人歸向祂。

地上福音遍傳的進度,原來與基督末世再臨的時間表息息相關。當我們呼求上帝盡快止息這罪惡、混亂的世代時,您能體會上帝逼切渴望福音先被遍傳、罪人先悔改的心情嗎?甚至若再想深一層,上帝其實早已將普世福音遍傳這影響著世代終結的使命,與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分享呢!

 

斥責罪惡與甘於受苦的勇毅

「差傳工作既需要尊重和欣賞他者文化的寬容與胸襟,亦需要斥責罪惡與甘於受苦的堅持與勇氣。」

基督教與很多宗教不同之處,在於其「排他性」,基督徒並非只是「信多一個神」,而是將「整個人生」都交付神手中。如此,傳講基督信仰的人無可避免會被人視為冒犯,因為他們必須有一顆「爭奪人心到底的野心」,並不能只滿足於改變對方的外在行為,而要設法讓他們由心底向神獻出生命。

現今後現代主義及相對主義的盛行,很多人更傾向質疑過往被視為專業的知識,並成為自身的「信仰主體」,對形而上的哲學、信念或價值觀等抱持懷疑態度,更難接受信仰上改變。人們或許會更願意與人「討論信仰」,卻難以「接受信仰」。「尊重與和諧」是相對主義者的核心價值,積極改變他人信仰的行為甚至會被視為具有「攻擊性」。可以想像,福音信息的強烈「排他性」,肯定會被視為洪水猛獸。相對以往,宣教士要「直面攻擊」別人的信仰,不但要更關心對方是否感到被尊重,亦比從前更需要關注自身的安全。在此情況下,宣教士需要更大的同理心、智慧、文化鑒察力與勇氣,以履行差傳任務。

再者,很多新生代基督徒本身都是在相對主義文化下長大的「原住民」,「尊重與和諧」本就是他們十分重視的價值觀,他們很多都不太習慣要「直面攻擊」別人的信仰。事實上,確實有不少新生代宣教士因為過於害怕衝突,以致錯失不少邀請人決志的良機。更甚者,有些宣教士因而只願停留於社會服務形式宣教,甚少直接與人討論基督信仰,又或將叫人將生命全然獻上的福音信息淡化。

差傳工作既需要尊重和欣賞他者文化的寬容與胸襟,亦需要斥責罪惡與甘於受苦的堅持與勇氣。如何在這嶄新的世代權衡並適時展現這兩種似乎互不相容的素質,是當代宣教士不容忽視的課題。

參考書目:

1. 羅渣堅尼:第十八章 – 佈道與差傳的道德問題,《差傳透視》,熊黃惠玲譯(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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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還需要「有血有肉」的宣教士嗎?

「沒有有血有肉的福音使者,神話語帶領人歸信基督的果效會大為減弱。」

現今的通訊網絡遠比過去發達,福音資訊的傳遞亦前所未有的快捷容易。在疫情期間,實體聚會大大受限,傳統「有血有肉」的宣教士更深體會到自己所能接觸的未得之民遠少於媒體宣教士。相對媒體宣教士,培訓和支援親身前往工場的宣教士所需的資源遠遠較多。我們難免疑惑:今天還需要「有血有肉」的宣教士嗎?

然而,《宣教生涯》的作者以他多年的宣教經驗明證,若單靠科技產品而沒有人親身傳講福音,其果效會大大減弱,因為切身的關顧與服侍所能傳達的關愛,是遙距傳講所無法替代的。

事實上,人的「肉身」是神在創造之時為人「度身而做」,用以溝通,是最「完滿」和「立體」的媒介,唯有肉身才能最有效地讓人與他者連結,文字、圖像或通訊科技等媒介雖有助表達個人部分思想感受,卻都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相處時那份微妙的「意會與感嘆」。

再者,上帝的救恩本就是「以肉身傳達」的。在聖經裏,每當神要向人傳達重要的信息,往往都非單以「聖言」傳講,而是會差遣「傳達聖言者」傳遞:由摩西與神「面對面說話」(出三十三11;民十二8)開始,歷代先知和使徒常常冒險親身宣講神的話。耶穌基督從天上的寶座「道成肉身」,亦並非只為了在最後走上十架,而是用數年親身遊走各地宣告神國降臨。福音的傳遞本非硬生生的將知識告訴未信者,而是傳福音者以生命將福音活出來。正如耶穌一樣,一切生活習慣、待人處事、有意無意的情感表達、以至細微的肢體動作或面部表情,都可以充滿着聖潔的意涵和信息。

註腳:

1. 湯姆哈勒、吉恩丹尼斯:《宣教生涯(一):怡然上路》,熊黃惠玲譯(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20),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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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個宣教士居然是難民?!

現今若有一個基督徒說要去宣教,或許牧者會先為他定下「目標工場」;找一個「差會」;請他再在教會內與弟兄姊妹分享;期望教會上下可以成為他的「差遣教會」;還會要求他參與各種訓練課程,一步一步裝備他成為「合資格」的宣教士……這過程或許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而,作為第一個被記載於聖經中的跨文化宣教士,腓利卻遠遠不算是個「合資格的宣教士」。按照使徒行傳八章的記載,腓利之所以踏上宣教旅程,並非經過很多有計劃的預備過程,而且可以想像,當時他既沒有參與過甚麼宣教訓練課程,也沒有「差遣教會」和「差會」支持,甚至他連自己要去的「目標工場」也從未計劃過,因為這一切都是源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逃難」!

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位遠遠未達宣教士資格的「難民」,卻為教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宣教果效。當在撒瑪利亞初出茅廬之時,他的福音工作已很快為當地帶來「極大的喜樂」,並且吸引群眾「連男帶女」前來歸信受洗。甚至,連本來留守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們,亦因為撒瑪利亞人的歸信而派人前來協助,按手讓他們領受聖靈。

後來,腓利按照聖靈引領,算是開始了一個「較有計劃的宣教旅程」,到迦薩附近的曠野、亞鎖都和凱撒利亞等地繼續傳講福音。或許,正因為他曾經歷過「毫無預備」的情況,單單靠着基督的大能,依然收獲出乎意料的果效,以致這次他有更勝從前的信心去開展新的宣教旅程。

在真正忠信於基督的宣教計劃裏,要將福音跨越文化地廣傳世界,唯一必要的只有聖靈(徒一8)。這不但是今天某些過於制度化的宣教群體需要正視的問題,亦是對當代那些被逼出走他鄉、以致充滿無力感的基督徒的啟迪。

終必得勝的福音

然而,這不但並非使徒行傳的結束,反更是高潮開始的前哨…(續)

司提反殉道以後,被迫分散到各地的門徒面對不公義的壓迫,更要在跨文化地域適應新生活。加上不再如從前般有耶路撒冷的使徒與教會切身支持,當然也不可能像現代人一樣在外地找得到基督的教會。按道理,他們應該感到極其孤單沮喪,對前路感到一片迷茫,甚或,他們也有一刻感到絕望。

然而,經文此時卻描述了出人意料的轉折:「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傳福音的道」(徒八4)

對於熟讀舊約聖經的猶太人而言,這近乎是一件「違反」了一貫舊約聖經記載的事。以往猶太人每次逃難或被擄,往往都只會哀哭、抱怨、或是祈求神施行報復,即或不然,也可能會選擇像以斯帖般沉默地將信仰隱藏,以求自保(帖二10)。總之遠不可能這樣積極地向人宣揚這個「使他們大受迫害」,且更是「反叫仇敵蒙福」的信仰。然而,對於門徒這種反常的行為,使徒行傳的作者卻只是輕描淡寫帶過。猶太人多半感到無比疑惑,急不及待地要問一句:「為甚麼?」

對此疑問,作者不但沒有即時給予答案,而是直接將門徒傳福音的結果展現讀者眼前,而這些結果亦為讀者帶來另一個更大的疑惑:門徒不但沒有因此被拒絕,而是一帆風順,甚至那些原本敵擋真神的術士(徒八9-13)、迫害基督徒的宗教狂熱者(徒九10-18)以及掌大權的政府高官(徒八26-40),竟然都極為順利地歸信了主。更神奇的是,當門徒遇見這些人時,無需花盡心力呼天喚地般叫對方回轉,往往在遇見的一刻對方彷彿已預備好心靈,等待門徒為他們受洗般渴慕認識神。

上述三者正是初期教會以至歷代信徒受盡逼迫的幾個主要緣由,作者以他們的順利回轉作為對門徒受難的回應,似乎就是要告訴他們:「逼迫永遠不能戰勝基督叫人復和的福音」,即使多麼敵擋真神的人,在某時某刻他仍有可能被基督死而復活的愛與真理所徹底征服。

「…所以,你們當知道,神這救恩已經傳給外邦人;他們會聽的。」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膽傳講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沒有人禁止。(徒廿八28-30)

直到使徒行傳的結束,作者仍沒有為8章4節的轉折提供答案,然而,使徒行傳的結尾似乎正是呼喚着後來的門徒,延續門徒當天逃難四散的單純信心。直到今天,他們的經歷仍成為我們絕望中堅持為主作見證的確據和盼望。

差傳係「奢侈品」?

而家連自己都未顧得掂

「而家連自己都未顧得掂…仲講咩宏大嘅宣教理想?」

「唔係唔知差傳有幾重要…只係呢刻感覺…真係好遙遠咁…」

過去兩年,香港基督徒對未來越漸被悲觀的陰霾籠罩,面對往常被冠以「積極樂觀」的差傳異象,此刻仿佛只淪為空想。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胸懷普世的差傳異象,只能是教會在安逸中的「奢侈品」?在動盪紛亂中必須率先被犧牲?

不過……這豈非正正與初期教會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耶路撒冷的教會在司提反被逼害至死之後,正經歷最動盪絕望的時刻,甚至除了使徒以外的所有門徒都四散逃跑了(徒七1)。使徒們好不容易建立了的教會,竟在頃刻間變得人去樓空!

或許當時的使徒同樣在問這個問題:「而家連我哋自己都未顧得掂…仲講咩宏大嘅宣教理想?」

然而,這不但並非使徒行傳的結束,反更是高潮開始的前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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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同路人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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